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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博物馆馆藏战国铭文铜鼎所刻铭文初步判断为战国时期燕国文字，该鼎的发现为研究战国时期行政区划了有益材料。跃进村人马陶灯是通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罕见、经典艺术品。它的出土对于鉴别博物馆所藏相似陶灯的真伪，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对比目前所收集到的陶灯材料，发现它们之间有较多的相似性，从而推断应属于相同的地域文化。但是，它们之间又存在较大的差异，应与它们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有关。跃进村出土的人马陶灯时代较早，对于探索这类陶灯的来源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考工记·匠人营国》是周代关于城市规划的重要文献，对后代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有很大影响。它蕴含特定的城市规划模式，具有明确的初始总体规划；具有这种规划的城市布局严谨规整，建置主次有序。这个规划模式可能还是西周王朝礼制在城市规划方面的重要内容。《匠人营国》的城市规划思想，是西周、春秋时期等级社会的反映。92年12月在青阳县新河镇光荣村金龟原发掘五座墓葬，墓葬形制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主为北宋名臣滕子京之父、和女。这对研究北宋时期家族墓地的布局、葬俗特点，以及滕子京家族史和地方史都有一定价值。随葬的绿釉罐是吉州窑的精品，水晶饰件在安徽出土甚少，可为同类器的断代参考。文中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件小臣(讠逨)簋的流传及器盖铭文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两件簋在流传过程中器盖被错置，并一直沿袭至今。铭文所涉及的西周时期重要历史人物伯懋父与文献记载的康伯髦也并非一人。根据与"伯懋父"相关铜器的形制和铭文的分析，认为小臣(讠逨)簋应属昭王前后。12年1~3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隋唐洛阳外郭城洛北里坊遗址区范围内了12座窑址。窑室平面多为马蹄形，由操作坑、窑门、火膛、窑床、排烟系统等组成。据窑址的口层位、打破关系及遗物形制，大致可分早、晚两期。早期窑址年代上限在唐代初期，下限不晚于唐元十九年。晚期窑址年代在晚唐至北宋时期。13年11月至214年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对临汾西赵遗址进行发掘，了灰坑、墓葬等遗迹，其中出土墓志的三座唐墓(MMM45)出土遗物较多，主要有陶瓦当、陶俑、三彩器、鎏金铜器、铜镜、玻璃器等。特别是M2出土的玻璃器是 在山西唐墓中发现，这为研究山西唐墓乃至 唐墓了新的。12年5~7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浙江象山县"小白礁Ⅰ号"沉船船体以上遗存进行了正式发掘。船体残长约2.3宽约7.85米。船体构件主要有龙骨、肋骨、船底板、隔舱板、舱底垫板、桅座、孔和方形立柱等。出水遗物共计118件，以瓷器为主。沉船年代当在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年)。唐代中小型墓葬的建筑形制出现过明显变化，并存在着多种类型。本文通过对隋唐墓葬发掘材料的分析，总结出大多数中小型墓葬的总体建筑面积逐渐减小、结构简化、墓葬中用于祭祀的空间逐渐消失这一发展趋势。并结合文献记载，揭示隋唐时期丧葬思想与礼仪制度的改变，说明唐代墓葬制度强调虚拟象征意义和虚拟象征空间，从而造成墓葬小型化与随葬品简约化。作为逊清的天潢贵胄，旧王孙的光环一直笼罩着溥心畲。鉴于自己的特殊身份，他终生讳言政治。然而，其岳父升允却是民国初年的复辟派，辗转各地煽动惑。翁婿二人时常鸿雁传书，内中不乏涉及复辟派的文字和诗句。 博物馆藏有一通《溥儒致升允信札》，为研究旧王孙与复辟派之间的关系了新史料。通过考证系年可知，该信写于1917年秋季，丁巳复辟失败之后。溥心畲在信中宽慰岳父面对挫折要守志不渝，更将升允的故友、内蒙古复辟派王公宾图郡王喻为报国孤忠。参以《溥心畲先生自述》和《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大学士前陕甘总督多罗特文忠公神道碑铭》等文献，可以分析得出旧王孙同情复辟、心系前朝的结论。同时，该信札写于溥心畲青年时期，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早期生活，也为研究其书法形成轨迹了宝贵参考。17年9月，无锡杨氏家族后裔向无锡博物院捐赠了一批家族，主要为晚清民初杨仁山先生的遗着、手稿、信件、老照片等。其中，张大千所绘《三贤图》尤其引人注目。画中三贤，除无锡杨仁山外，另两位分别是晚清民初文化人、书画家曾熙和李瑞清。这批此前都深藏于杨家，并被家族后人远携至美国，国内研究者鲜有机会获睹。本文从张大千《三贤图》入手，在考订画中人物及其关系、分析画作艺术特点以外，同时拟解决两个问题：简单描画以杨仁山、曾熙、李瑞清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人在晚清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侧面，从而丰富和拓展近现代文化史研究的相关内容；厘清杨仁山与曾熙、李瑞清的交游情况，为近现代艺术史研究有益的补充。匍盉出土于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作器者匍是应国 。铭文记录了王室大臣青公遣使问慰应国大臣匍之事。铭文内容与事行动相关，说明在某些情况下，王朝大臣可以派使者直接与诸侯国的大臣接触。匍盉铭文是西周王室与诸侯交往的记录，反映了西周宾客之礼的内容，但还不能成为西周时期诸侯遣使互聘的证据。新公布的"二十二年屯留令戟"是一件战国晚期的韩国。从城邑归属与铭文所反映的监造制度等因素来判断，它的具体年代应是韩桓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51年)，而不会早至韩厘王时期。屯留令戟的史料价值在于印证了韩国在长平之战后收复上党郡的史书记载。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寒林聚禽图轴》因存名款，而传为南宋画家高焘仅见的一幅传世绢本设色花鸟画。一定程度上，基于美国学者高居翰认为高焘有可能出仕金源，因此该画现今被归为金代绘画作品。而笔者辨析的观点是：作为见诸南宋画史邓椿《画继》而籍贯川陕抗金重镇(今陕南汉中略阳)的画家高焘，从无史料证实曾叛降金源，高居翰对此亦语焉不详；根据略阳所处抗金战略要冲的地理背景和《寒林聚禽图》本身创作意境，南宋高焘该画仿佛更可能蕴涵抗金时代征候并具有一定积极政治倾向。这从《画继》作者邓椿与投笔从戎到汉中的爱国诗人陆游的交游，以及《画继》本身着录南渡入蜀画家甚夥的取舍上，也可见当年抗金文学、艺术界的一致性。况且高焘名列《画继》特设的"岩穴上士"篇章，足见他是一位带有高士色彩的隐逸画家；想来同时作为众多南宋略阳抗金民的一份子，高焘是怎么也不可能沦为主动投敌的伪职画家的。玩其画底寓意，"归鸟"、"聚禽"主题似有民族认同归属感存焉。